说真话的能力

想起上小学的时候,第一堂课是讲故事,老师讲了曾子杀诸的故事。说有一天,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,年幼的儿子吵着要去。他的妻子不愿带儿子去,便对他说:“你在家好好玩,等妈妈回来,就杀猪煮肉给你吃。”儿子很高兴,就不再吵着去集市了。他妻子这话是为哄儿子随便说说的,说着玩的,并没打算杀猪。不料,曾子却真地把家里的一头猪捉来,准备宰杀。妻子回来,见曾子真在杀诸,生气地说:“你怎么真要杀猪呢,我不过是哄孩子呀?”曾子回答:“孩子是不能欺骗的!如果我们现在欺骗他,等于是教他去欺骗别人。再说,我们哄得过孩子只是一时,过后他知道受骗了,就不再相信你的话了。往后,我们就很难教育好孩子了。”他妻子觉得有道理,就心悦诚服地帮助他杀猪、去毛、剔骨,煮肉给孩子吃。也许是平生第一次上课的原因,这故事让我刻骨铭心,难以忘怀。

上学前,奶奶也讲过类似的故事,像人所熟知的《狼来了》的故事等。儿时的熏陶,使我幼小的心灵,早早就种下说真话、说实话的种子。稍大一些,我又迷上连环画,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中那些讲义气、重然诺的英雄,特别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,让我很痴迷。国外有这样一个谚语:“幼年学的,就像石上刻的。”这话说得很准。

那年放暑假,学校院里贴满大字报,教室腾空了,住满来自各学校的老师。我家离学校很近,常约了小伙伴去瞧热闹。起初,大字报的内容不过是“响应号召”“提建议”之类的内容,我们都没兴趣。不久,气味变了,大字报上开始有了相互攻击的话,让我们觉得老师们也挺好玩。再后来,教室里不时传出大声吵闹的声音,墙上的大字报也七零八落了。开学的时候才知道,学校里有四位老师不见了,听说都是“右派”,其中也有我的母亲。那时,她在我读书的小学当高年级教师。这一年夏天,她失去了工作,户口转到当地生产队,接受“劳动改造”。偶尔听她对人说起过,不该那么实在,别人提什么,也跟着说什么。还说,不在于提不提意见,大家都提,倒霉的只是少数,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。我不懂大人们的事,只是有点迷惑:说真话,为什么会错?

那年国庆前,班里要推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,“五一”节的时候上天安门观礼台。这可是所有的同学都梦寐以求的幸运,是少先队员至高无上的荣誉,因为可以见到毛主席了!选举的时候,班里同学齐声叫着我的名字,老师说不能乱喊,要有秩序,赞成的要举手。我胸有成竹,因为我是表现最好的,威信也最高。果然,举手赞成的几乎是全部。老师把我的名字和赞成的人数写在黑板上,犹豫一下,又对全班同学说,要再提出一个同学。接着,有同学又提出一个名字,同学们再次举手表态,这回赞成的人就少多了。老师说:“我们班只能有一名同学参加观礼,现在提出两名同学,需要重新选一次。”老师拿起黑板擦,把我名字后边的数字擦掉,又在旁边写上另一个同学的名字。这一回,老师先指着另一个同学的名字,要求赞成的同学举起手。举手的还是那些同学,当然也有我。老师不满意,一边重复他的话,一边等待,直到又有几只手臂加入进去才算数。老师把赞成人数写到那位同学名字后边,数目比头一回明显多了。接着,老师又让同学们对我表态,这一回还是那么踊跃,教室里齐刷刷地站起一片手臂的小树林。老师却说:“有的同学举两次手,这样不行,每个同学只能选一名。”老师的视线扫过每个同学,嘴上重复着:“每个同学只能选一名……”。我惊讶地看到,一只只手臂缩回去了,坚持的下来的不是太多了。选举结果,落选的自然是我,我强忍着委屈,几乎要落泪。同学们都很单纯,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,只有邻桌的一位转来不久的女同学,向我投来惋惜的目光。她在头一年的国庆节参加过观礼,是学校指定她去的。

这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,是我一直崇敬的一位老师。我知道他很喜欢我。因为我是班长,为他分担了许多工作,让他很放心。连我自己都不敢想 像,那时的我出奇地清醒,仿佛对背后的一切原由都了如指掌,我理解老师的用心。这是我对说真话反而被利用和操纵选举程序的最早亲历,那年我才十三岁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,是一段过度兴奋的历史,“超英”、“赶美”、“放卫星”、“全民炼钢”等振奋人心的口号,让无数人头脑发热。那时的我,还是个天真的孩子,我也随着大人们一起兴奋,相信那些“小麦亩产超万斤”的神话。学校的黑板上,那随时更新的“捷报”,是我用彩色粉笔写上的。我就这样拍着梦幻般的翅膀,从小学升入了中学。

读初中的三年是灰色的,在这里,童年的梦早早就破灭了,因为说真话,因为热诚,再次受到命运的捉弄。

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,是“大跃进”普及中学教育的产物,教学、管理、后勤等处处都在摸索中。也许是为了凑数,不少毕业多年的高小落榜生,也被扩大进来,我们班最大的都30岁了。学校政治空气很浓,连续组织“立大志”、“又红又专”等主题讨论,“阶级”、“家庭出身”与“要求进步”的话题,成为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。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严峻,校园里政治活动越来越多,还在学生中树立起两三个“背叛地主家庭”的好典型,在学校里大张旗鼓做宣传。有些高年级的党员学生, 像专职政工干部一样,堂而皇之地跟老师谈话,做思想工作,这是我亲眼目睹的。学校里哪些同学、老师出身不好,成为全校同学公开的秘密,也是背后指点、议论的话柄。

我在入学第一天,就被班主任指定为临时负责人,因为暂停上课,要带领全班同学参加建校劳动。正式选举时,我成为班委会成员,并连续担任学习委员直到毕业。但是,随着学校政治活动的升级, 像我这样一个唯一在班委会持续任职、又被选为“三好学生”的人,都感到越来越边缘化了,其他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,又会是怎样一种处境呢。

那个时期,社会上宣传董加耕、邢燕子、侯隽等青年典型,号召青年响应党的号召,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,做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。我们的课文里,还收入《人民日报》这样一篇社论,用非常生动的语言,激励你加入新农民的行列。学校也开会做动员,说是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,号召毕业班的同学积极报名,写决心书。当然,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清楚,因为经济困难,现有的中学要压缩,全县十几所中学,初中毕业的学生要过千,而高中只能招两个班新生,只有80人。而且这两个班就设在我所在的学校里,连本校的毕业生都满足不了。那时的我,一腔热血,对未来充满憧憬,下定决心要到第一线,我的誓言、我的理想都写在日记上,并且积极交了决心书。当时,我向往的地方就是新疆。毕业那天,学校随便地把写决心书的同学,就是不准备考高中的同学,叫到一间房子里,简单说几句,就让我们回家了。我很惊讶,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局。对于家在农村的同学,当然很简单,回家种地就是第一线了。可是,对于出身教师世家的我来说,我该怎么办呢?

回到家,我日夜发愁,不知所措。父母见我天天不上学,很奇怪,问明情况后,就批评我太天真,除了考学,我没有别的路。后来,父亲找过学校,我只好又回到学校,加入准备中考的队伍。升学考试的时候,我发挥得很正常,多数同学却都不理想。我的学校二百多人中只有两人的分数上了线,我是第一名,连语文都考了满分。然而,录取的时候,我却落榜了。父亲找到学校,问到的原因是:写过决心书又回来参加考试,不可理解;还有就是我的操行评语为“中”,虽然分数合格,却品行不合格。父亲回家跟我要成绩单,我只好拿出来,那上面分明写着“良”。品行评定共五级:优、良、中、差、劣,我从小学到中学,一贯保持着“优”,这最后一学期无端被降为“良”,觉得是奇耻大辱,迟迟不敢晾出来。父亲见了,也感到莫名其妙,至于“操行评语”的内容,还是历年的那些优点,没有一句话是降级的根据,至于一次降两级,就更不可思议了。我想,也许父亲是想严厉地训斥我的,没找到理由,就忍住了。

我始终不明白,这些为人师表的人,当他们口口声声要我们响应号召的时候,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,莫非也是“哄哄你们”,“说说玩的”?当你响应了他们的号召,他们又是怎么想的,莫非……我不愿把他们的心地想得太阴暗,宁愿这只是他们的疏失。他们耳边听惯了并且深信着放羊孩子“狼来了”的谎言,当你跟他说句真话的时候,反而认为是“谎话”吧。以其昏昏,以其浑浑,以其混混,如何使人昭昭呢!后来,我听见父母在背后私下说,是他们的出身连累了我。也许是因为这,才没怎么批评我吧。

我是被我的母校拒之门外的,如果是因为成绩不合格而考不取,反倒要好受些。因为热诚,因为说真话,给我留下的创伤,是永远也不能平复的。这一年我十六岁,正值青春年华,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学生时代。

后来的日子,正如许多人都经历过的,可贵的真话被覆盖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,被淹没在此起彼伏的标语口号中,被遗忘在广告包装侃价交易的经济大潮下。大家讲着的许多话,都是从未仔细想过的话,都是自己也不真信的话,都是冠冕堂皇实则空洞无误的话,都是适合时间地点对 像却不适合记住的话,都是口说手写可唱可演就是不能付诸实践的话。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是日光、空气和水,也许还要加上一样:那就是谎言。假如我们的先哲来考问我们:你们之中有谁没有说过谎言,请举手!不知别人会如何,我自己怕是要快快地寻个地缝儿钻进去吧。

只好叩问苍天:是谁夺去我们说真话的能力?

2006年3月19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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